什么是碳殖民主义
从垃圾废物到森林砍伐再到严重的洪水，全球北方的富裕国家正在将其资源开采的影响外包给全球南方的贫穷国家。这被称为“碳殖民主义”（carbon colonialism）。学者劳里·帕森斯（Laurie Parsons）在他的新书《碳殖民主义：富国如何输出气候崩溃》中，调查了财富和资源开采的殖民动态。
Cal Turner和Sara Van Horn为《雅各宾》采访了帕森斯，讨论了洗绿运动（greenwashing campaigns）如何回避了有意义的气候减缓，财富对气候变化脆弱性的影响，以及全球生产的哪些变化可以使我们更接近一个气候公正的未来。访谈如下。
当地时间2018年12月5日，肯尼亚内罗毕，贫民窟的垃圾场内，一名男子走在堆积如山的塑料瓶上。
你如何定义碳殖民主义？
我一直试图摆脱对碳殖民主义的简单、单一的定义。这个标签被应用于各种过程：它被用来谈论碳外包（一个行业或国家将制造业转移到海外，并且不将这些排放计入自己的统计中），它也被用来谈论碳抵消（也就是你有一个污染公司在海外购买土地，以便对其碳密集型产业产生碳负抵消）。你可以单独定义这些过程，或者你可以问：所有这些过程的基本逻辑是什么？
从本质上讲，它是以这样一种方式对环境进行开发，即利用环境产生的价值向一个方向流动，废物向另一个方向流动。这就是几百年来形成的系统，也是最近激增的这些不同形式的碳殖民主义的根源。
在书中，你谈到了洗绿，这是目前环保主义领域的一个热门话题。你能谈谈洗绿是如何使全球南方屈服于全球北方的公关活动的吗？
在国家层面上，洗绿意味着我们继续以同样的方式对待国家边界之外的任何土地，好像它并不重要。时至今日，国际气候协议都是围绕着这种想法，即国界是我们全球社会的基本单位。我们计算环境影响的所有方式都取决于这些边界，这是一个有利于非常富裕的国家，如美国、英国和欧洲国家的系统，因为他们进口他们想要的商品，而把他们的废物留在全球生产系统的边缘。
然后是企业的洗绿行为。我发现关于企业洗绿的一个神奇之处在于，它并不是一件新事物。企业洗绿的历史几乎可以追溯到20世纪60年代的第一波环境问题。那时，随着人们初步意识到我们的全球经济对环境的影响，人们自然会说：“我们必须对此做些什么”。然而，第一个跳上这一行列的是大公司。例如，可口可乐公司制造了一个“生态时代的瓶子”，但这是同一个瓶子，只是表现形式不同。
你能谈谈当代经济中外包和供应链的长度吗？这些对碳殖民主义意味着什么？
在二十世纪末，全球供应链开始扩大、加强，并变得更加复杂。主要的驱动力是移动电话和通信能力的增长，这意味着你可以在很远的距离内组织生产，以及集装箱物流的增长。他们开始实际扩大工厂本身，跨越了国家边界：工厂生产的一部分发生在一个国家，工厂生产的另一部分发生在另一个国家，另一部分可能发生在第三个国家。
服装业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你在巴西、美国等国种植棉花，在中国进行加工，在柬埔寨进行缝制，然后最终到达欧洲和美国等主要买家手中。虽然我们有能力控制这个工厂，但我们没有像以前那样的能力来监控它。
现在我们有了这个全球工厂，它跨越了世界各地的多个边界，同样的检查能力就不存在了。你必须依靠工厂告诉你的情况。这在生产线周围制造了一个巨大的烟幕，因为看到一条一公里长的生产线和看到一条18000公里长的生产线是非常不同的。这使得洗绿变得非常容易。
这对消费者意味着什么？人们能从供应链里看到什么？
甚至很难设想在这个全球生产系统中发生了什么。在书中，我谈到几乎所有的服装生产公司都会说“零森林砍伐和零废物填埋”。但实际上，砍伐森林正在发生。
我们用无人机飞过这些工厂中的一些，以了解实际情况。有成千上万吨的森林木材被烧掉，用来熨烫最终回到英国的衣服。这完全违背了那些围绕森林砍伐而提出的主张。但是，如果我指出这一点，并被媒体报道，该公司发表声明说：“我们被我们的合作伙伴辜负了”。他们会撤下“不砍伐森林”的说法吗？绝对不会。大公司可以说他们想说的任何话，无论发生什么与之相矛盾的事情，都不是他们的问题。
大公司的责任被完全削弱了。这对消费者来说是个问题，因为消费者只与该品牌形象互动。他们不与工厂本身有任何接触。消费者很少有能力去审查哪些是真正有环境意义的生产，哪些不是。
我们目前所拥有的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系统，在这个系统中，可持续发展的东西确实昂贵和困难，而只是看起来可持续发展的东西则非常便宜。每个人都在做第二件事。即使有一家公司想脱颖而出，真正做出所有这些改变，它也可能会倒闭，因为其他只是看起来可持续的公司也可以说同样的事情，而且没有人能够检查。现在的制度使得即使是有最好的意图的公司也不可能为消费者进行有意义的竞争，给人们提供他们想要的东西。
在《碳殖民主义》中，你讨论了面对气候变化的脆弱性是如何构建的。它不一定是地理上固有的；相反，它非常受人类应对措施的影响。气候准备（climate readiness）的差异如何与碳殖民主义交织在一起？
这是我们思考气候变化及其影响的方式中一个真正被低估的方面。在其根源上，碳殖民主义是在利用环境，并将废物和价值分离到相反的方向。废物显然是一个问题。但价值也是故事的一个关键部分。随着这种价值流向更富裕的国家，这些国家获得了巨大的能力来保护自己免受环境问题的影响。
例如，从地形上看，荷兰和孟加拉国的部分地区在面对洪水的脆弱性方面非常相似。但荷兰的洪水问题很少，因为它在高资本技术方面进行了大量投资，以降低其风险。它没有任何像孟加拉国那样的问题，尽管在实际地理上它们是相似的。孟加拉没有资本来做同样的调整。是全球经济使资金向一个方向移动，而不是向另一个方向移动。
如果你面对一个风险越来越大的环境，你有两个选择：你可以对环境危害的根源做些什么（你可以减少你的碳排放，并试图在全球范围内真正解决这个问题），或者你可以继续使用你目前的系统，积累你需要的资源，以保护自己免受该系统带来的环境风险。很明显，世界上的富裕国家正在采取第二条路线。
气候变化并不“导致更多的自然灾害”，因为灾害不是自然的。当危险与脆弱性相遇时，它才会成为一场灾难。这些灾害是我们作为一个全球经济体做出的经济选择。我认为把这个带入我们思考气候变化影响和世界环境退化中是非常重要的。
最近，在刚果民主共和国发生了一场悲惨的灾难。四百人在大规模的洪水中丧生。这几乎在所有地方都被作为自然灾害提出。在现实中，很少有自然的东西。刚果民主共和国在全球经济中处于一个特定的位置：它是一个采掘经济，非常贫穷，处于全球体系的底部。由于这种情况，并非巧合的是，它最终面临一些最严重的脆弱性，因此将危险变成最严重的灾难。
但是，如果我们以这种方式制造脆弱性，我们也可以解除它们。这不是一个发明技术来吸走空气中的碳的问题。这是一个努力实现更公平的社会的问题，分配我们所进行的环境开采的利益。没有任何环境干预措施能比得上让穷人不再贫困的力量。
你的解决方案是什么？你能总结一下你对一个更公正的未来的看法吗？
从广义上讲，我们需要做的是对我们的全球经济和其中的工人负责。我们需要认识到，我们的经济不会止步于我们的边界；为了让我们过上这样的生活，很多人必须参与到我们边界之外的很多环境中。我们需要承担起责任，使这些环境可持续发展，使在更广泛的经济中工作的人的生活可持续发展。
为了促进我们全球经济责任的增加，我们需要强有力和有意义的供应链立法和监管。这意味着在制造我们使用的商品的系统中发生的事情有实际的法律支持。目前，我们有这种完全矛盾的系统。在像英国和欧洲大多数国家，我们只有关于在我们境内生产的东西的法律。现在，如果同一家公司有一些生产在这些边界内，有一些生产在这些边界外，那么只有在边界内的生产才受到法律的监管。
从法律上讲，你不需要在我们的边界之外进行可持续发展。如果你想做任何不可持续的事情，你可以把它转移到你的国际供应链上，在那里你可以只是自愿报告。自愿报告在原则上听起来不错，但最终没有人严格检查。我们可以把这个法律框架扩大到说，如果一个公司要向我们国家进口什么东西，这些货物要受法律约束，不遵守规定的公司会面临具体的影响或刑事诉讼。
我认为这很重要的原因不仅仅是因为它将带来大的变化，还因为它已经开始发生。我们刚刚开始看到那些最初的萌芽：德国的供应链立法或法国的供应链法，甚至英国也有自己的薄弱版本的供应链法。它远没有一些人想要的那么强大，但我发现它非常令人兴奋，因为它是思维方式转变的开始：认识到世界各地的人和环境并不只是在那里。它们不是独立的；它们不是远方的人的问题。
我希望这本书能阐明全球生产的现实，并对我们所看到的许多可持续性规范播下怀疑的种子，然后将这种热情引向对我们管理经济的方式的更大责任。在欧洲和英国，民众对气候危机的行动有着巨大的需求，但公众的兴趣被转移而搁置了。我想做的是让人们一起朝着最有效的方向前进。
AI时代，英国教育怎么改
AI技术的发展，尤其是大模型的出现，给各国教育的目标、方法、效果评估提出挑战。英国《卫报》专栏作家George Monbiot7月8日发表文章《我们如何教导孩子，让他们在人工智能中生存并应对接下来发生的一切》引发了大量读者真情实感的留言讨论。
也许是他一连串的质问击中了读者：
“为什么我们如此毫无准备？为什么我们的生活管理如此糟糕？为什么我们如此擅长物质创新，却无力创造一个人人都能繁荣的社会？为什么我们急于救助银行，却在地球系统崩溃时袖手旁观？为什么我们允许精神有毛病的人来统治我们？为什么公然的谎言会如野火般蔓延？为什么我们比亲密关系更擅长处理工作关系？我们的教育缺乏什么，导致我们的生活留下这样深的断层？”
文章认为，尽管人们对教育改革有很多讨论，但在让英国学生适应这个条件变化如此之快的世界方面却几乎没有采取任何措施。年轻人不仅会在工作中面临突然变化（比如大量插画师的工作忽然就被AI取代了），他们还可能目睹一连串的环境崩溃和某些人造系统的崩溃。
作者一边批评英国的标准化考试制度，一边试图提出一些适应AI时代的教育原则。
比如，僵化是致命的。英国的教育体系如果将学生束缚在固定的思维和行动模式中，会使他们在面对快速和巨大变化时更脆弱。在英国的整个学校教育过程中，测试和考试的极端要求缩小了学生的思维范围。考试制度在学科之间制造了人为的边界。
与此观点形成互文的是：英国首相苏纳克4月份提出了一项提高英格兰数学技能的计划，年轻人将在学校学习这一科目直到18岁。尽管数学是一项核心技能，“与阅读一样重要”，苏纳克说，但数学的价值往往被忽视，数学成绩差被视为 “社会可以接受”。
不过这一计划前景渺茫。2016年，英国政府为了提高孩子的数学技能，推出了一项数百万英镑的倡议，为英格兰的8000多所小学提供资金，购买以东亚教学方法为特色的数学教科书。然而，根据布莱顿大学数学教育（小学）首席讲师Rachel Marks和同事们的研究，这项持续到2021-22学年的倡议并没有受到教师和学校领导的广泛欢迎。大多数英国小学都没有接受资助。在接受资助的学校中，超过三分之一的学校后来完全停止使用这些教科书。英国学生数学技能的挑战在于：来自弱势和非弱势背景的学生在数学成绩上持续存在差距，英国是世界上学生数学成绩差距最大的国家之一。
对于存在争议的全国统一的国家课表，文章承认，它是一个均衡器，确保每个人都接触到共同的识字和算术标准，但也质疑国家课程的一刀切。当以差不多的方式教导学生时，学生就失去了多样性所带来的复原力。
作者建议，如果要保留国家课表，那么它肯定应该涵盖某些主题。例如，许多学生虽然完成了教育，但从未被告知复杂系统的原理。然而，对我们来说所有重要的东西（大脑、身体、社会、生态系统、大气、海洋、金融、经济......）都是复杂的系统。复杂系统的运作原理与简单系统或复杂系统（如汽车引擎）完全不同。当我们不了解这些原理时，它们的行为会让我们大吃一惊。根据可能性、影响和紧迫性的组合，作者将把环境崩溃和全球食品系统崩溃放在首位。两者都涉及到复杂的系统被推到其关键阈值之外。
与卷教育的亚洲类似，英国教师最遗憾的也是缺乏时间。课程和考试制度使学生和教师几乎没有时间来应对各种机会和事件，或者让孩子们发展自己的兴趣。一位老师说，如果有一只翼龙落在学校的屋顶上，孩子们会被告知不要理会它，这样他们就能完成课堂分配的任务。
Monbiot认为如今的人类适应巨大变化的能力，取决于从业者所说的“元认知”和“元技能”。
元认知意味着对思考的思考（Thinking about thinking）。教育学家Natasha Robson）在《学术观点》期刊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指出，虽然元认知在目前的教学中是隐性的——“展示你的工作”、“证明你的论点”——但它应该是明确的和持续的。无论是从神经科学还是从文化条件方面，都应该教育学生了解思维是如何运作的、如何观察和审视他们的思维过程，以及他们如何/为什么会变得容易受到虚假信息和利用。自我意识可能会成为最重要的话题。
元技能是最重要的能力，例如自我发展、社交智力、开放性、适应力和创造力，帮助我们获得突然变化所需的新能力。与元认知一样，元技能也是可以教授的。但作者说，“不幸的是，一些公共机构陷入了我们需要超越的黯淡和狭隘的工具主义之中”。
比如，因为并非所有的年轻人都想继续接受高等教育，有一种应对思路是加强职业教育。从2024年9月起，英国大曼彻斯特地区的GCSE（相当于初中文凭）学生可能会踏上一条专门为他们创造的教育途径。大曼彻斯特市市长安迪·伯纳姆在2023年5月宣布将引入曼彻斯特中学毕业证书（MBacc），关于该计划的公众咨询最近已经结束。
MBacc旨在为现有的英国中学毕业证书（EBacc）提供一个替代方案。根据MBacc提案文件，在2022年，曼彻斯特近三分之二的16岁学生，要么没有学习EBacc科目，要么没有通过。这些学生可能会在为支持升入大学而准备的教育系统中踏空。因此，MBacc的目的是引导他们选择最有利于未来技术职业发展的科目。
MBacc的目的是在学术和职业教育路线之间创造平等。但哪里有选择，哪里就有等级制度。从技术上讲，A-levels和三级BTECs一直是同等学历，但从未被视为同等学历。职业资格被家长、教师和大学视为学术性较差，因此不如A-levels理想。
T-levels于2020年9月推出以取代BTEC资格，该资格将于2024年被取消资助。政府已明确将T-levels定位为相当于三个完整的A-levels。
然而，这些新的资格证书还没有成功地弥合学术和职业学习路线之间的分歧。一些大学——包括牛津、剑桥等高校的特定课程——不接受T-levels作为其入学要求的一部分。
Monbiot这篇评论的留言区非常热闹，看上去不像是AI留言。有不少教师、家长和学生对英国现有的SAT考试和IB课程发表大段的看法，有一个留言荡开一笔，抒发的是年轻人对被教育的厌倦：
“我怀疑年轻人已经厌倦了被成年人教导什么。
世界上的问题都是由成年人（主要是富人）造成的，但却由年轻人来面对未来的后果。我们知道，全球变暖在很多年前就已经是一个既定的科学事实，从那时起，我们看到了它可怕的、基本上可以预料的后果，因为它们的严重程度急剧增加，但负责的成年人却没有采取任何措施。同样，我们知道核战争将摧毁地球上的所有生命已经有很多年了，但看着今天成年人严重威胁要使用这种武器。那么，为什么年轻人会相信成年人呢？
年轻人看着世界上的政治/安全/经济/金融/商业/社会/科学/文化的领导人——所有的成年人——始终以极度腐败、不道德、自利的方式行事，他们看着身边的大多数成年人，出于这样或那样的原因，支持、模仿或宽恕这种行为。那么，他们为什么要接受成年人的教育呢？
在非常罕见的情况下，年轻人确实对这种行为表示愤怒，并对其进行抗议，成年人的严厉批评和惩罚肯定会很快随之而来：被谋杀的年轻人被许多成年人视为这个本来运作良好的系统中令人遗憾的例外，但对这些成年人来说，燃烧的垃圾桶、公共汽车和商店却被视为一种生存威胁，不能容忍。那么，年轻人为什么要相信成年人呢？
作者的技术官僚解决方案——让年轻人变得如此聪明，因而他们会找到方法来清理我们成年人造成的混乱，这样的话，我们成年人的良知会变干净——是他自己聪明的方式，再次将我们和我们的父母及祖父母几代人错误的沉重负担转嫁到年轻人的肩上。令人沮丧的是，许多年轻人会在这个无解方案中认识到他们真正的、但从未表明的社会价值，那就是：为我们成年人的缺乏想象力和懦弱承担最终责任。
那么，为什么年轻人愿意接受成年人的教育呢？”
